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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7-14 00:03:18 编辑:笔名

一  黄昏,家门外突然传来马的嘶鸣。我打开门,看见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,朝着我家张望。只有一匹马,没见人影。我兴奋地往屋子里喊:“祖父回来了。”  祖母几乎是小跑着从屋子里走出来,欣喜得像一匹刚挣脱缰绳的小马驹。我们对这匹马都很陌生。而马却像一匹对我家熟门熟路的老马,用嘴巴亲热地舔我们的脸。虽然浑身是泥水,却无法遮掩它的健硕和矫美。是一匹年轻的母马。马背上驮着两袋子沉重的物品,快要把马压垮了。仔细一瞧,两袋子上都用炭黑墨水写着一个人的名字:银兴邦。尽管字迹模糊,但也足以让我们知道是大伯回来了,而非祖父。  他在井那边给马打水,向我们招手。井太深了,大伯够不着。其实是大伯太矮小了,连提一桶水的力气都凑不够,我跑过去帮他。折腾了半天终于把半桶水打上来。  “这不是你的功劳。”大伯提着水对我说,“你还小,革命,你不配。”  马一口气便把一桶水吸干。大伯要祖母帮忙把物件卸下来。祖母警惕地问,这是什么?  “你放心,不是军火,是书。”大伯说。马比他高出一大截。他拍拍马背上的鞍子,意思是说他是骑马从省城回来的。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骑上去的。平时,去往省城,人们都是乘船。  祖母说:“书比军火更危险,让它离家远一点。”  祖母从没出过远门,近年患胃疾,更是足不出户,但她似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。比如,每隔一段时间,省城里总要枪杀一些不听话的读书人。那些读书人被押到大学的北面,一堵的“南墙”前,面朝墙壁,士兵们端起枪,朝他们的脑袋开枪。血就顺着排水沟绕过孔庙,往东流过灯笼巷、潘家祠、旧戏院,跟江水汇集在一起。枪决前,那些读书人可以提一个要求,但几年来他们只有一个要求,就是不要把他们跟土匪、杀人犯、盗窃犯、贩夫走卒一起共赴黄泉。如果不是枪决而是斩首示众,请政府同意将他们的下半身都标贴上名字,好让亲友辨认收一个全尸,而不至于张冠李戴……这些传闻祖母都知道。祖父每半月一信,核心内容便是让祖母提防大伯,不要让他跟那些所谓的革命者有染。祖父在广州做生意,很少回来。这个家由祖母作主,事无巨细,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,却无法掌控大伯。  大伯在省立大学里教政治学,三年前竟然也开始迷醉上画画,是西洋画,人体肖像,而且竟然在政治课上讲授西洋美术,教学生画油画。学校无法容忍他教授学生画男女裸体,三番五次警告他,并以开除教职相威胁。大伯说,政治学并不能救国,画裸体也是革命。还没等学校开除,他自己便辞了职,很快便在一家报社谋到了一份差事。但他激愤的文风不适合继续待在那里,而且,他经常出现在某些游行、集会上,用夹杂着浓郁客家口音的国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。演说的时候,摇头晃脑、手舞足蹈,疯疯癫癫的,却文采飞扬,排山倒海,气势如虹。小个子大伯是天生的演说家。本来,这些举止尚不足以将他驱逐出校门,但是有一次他咬牙切齿地对着莅临学校视察的省政府主席大声说:“你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了,革命的烈火将把你们化为灰烬。”  喊完这话的第二天,学校便将他驱逐。有一千条理由让人相信,他被警察局的人盯上了,没有人敢收留他。善意的朋友劝他离开省城,躲避一阵子。但固执的大伯哪也不去,就留在省城,被禁止在公众场合演讲。有人恶狠狠地警告他了,再妖言惑众,煽动民意,便割下他的舌头。后改写文章,很快连文章也不写了,他的文章写得不好,激烈有余理据不足,满嘴跑火车,招人厌烦。那就改行画画。画得也不好,充其量,就一个三四流画家。但有人从他的画里看到了反意,告他的密。警察一次又一次上门,将他的画当场付之一炬,并将他驱逐。大伯露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,越来越隐蔽。他不断地换地方,连祖母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,究竟要干什么。有一次,祖母让我父亲去找他,让他回来跟伯母圆房,做一个正常的人。伯母是高州一个药商的女儿,八岁就跟大伯订了婚,进我们家门已经有五年了,结婚时,是按大伯的要求,只搞了一个简单的新式婚礼。然而,大伯从来就没有要跟伯母圆房的意思。结婚仪式一结束,便乘祖母不注意,一个人乘船离开了,留下伯母一个人张灯结彩。从此,大伯和伯母再也没有见面。伯母孤独地守着婚房,还帮着祖母经营这个家。她的愿望便是跟大伯圆一次房,生一个儿子,把大伯这一脉香火传下去。伯母长得白净,不胖不瘦,眉清目秀,知情达理,从不抱怨,不发脾气,深得祖母喜欢。伯母也喜欢我。五年前,我母亲突然染上恶疾去世,伯母几乎代替了我的母亲。她每晚都从祖母怀里“抢”过我,让我睡在她的怀里。直到有一天,她察觉我长大了,才让我回到祖母的身边。一年前,祖母曾让伯母去省城找大伯,但伯母坚决不去。她不愿意给大伯增添任何不快。  我父亲在城北离大学不远的一家破落妓院找到了大伯。正值黄昏,妓院门前冷落鞍马稀。在昏暗的灯光中,大伯正在给七个妓女画裸体画,以此抵偿嫖资。父亲抬头便看到七个妓女一丝不挂地坐在各自的躺椅上,错落有致,神态慵懒、闲散而淫荡。她们应该是刚刚吃过晚饭,每一个肚皮都微微鼓着,腰身上多余的肉无处安放,要挣脱她们往躺椅两边逃逸。毫无疑问,这是父亲生平次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一幕。父亲不敢抬头,侧着身,压着声音对大伯说:“母亲令你回家……”七个妓女若无其事,只是眼皮轻轻地动了一下,身子依然牢牢地保持原来的姿态——那是合适的姿态。她们不愿意为了招揽客人而错过成为画布上美的风景。  大伯根本不抬眼看一下他的弟弟,背对着我父亲,责备道:“你没看见我正忙吗?”  父亲回来向祖母汇报,说大伯虽然声名狼藉,身无分文,走投无路,但不可能回家了,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革命,连妓女都相信了他,要加入他的革命队伍。  “妓女造反不是什么稀奇事,历朝历代都有。”我父亲补充说。  祖母满脸不屑,但很紧张,她意识到了危险,让我父亲再次进省城催促大伯:“母亲病危,速归。”我父亲对自己的谎言没有一点底,知道肯定欺骗不了大伯,对大伯的回家也不抱任何希望。大伯仍然热衷于跟政府对着干,他的画张贴到大街小巷,他的美名或臭名随着车流和人流带向了每一个角落,他放荡不羁的照片和不堪入目的画作上了各种小报的八卦新闻。我父亲恨不得马上离开让他丢脸的省城。大伯对他说:“我是随时准备死于南墙的。我的背上写上了我的名字。”大伯脱掉上衣,果然看到他的背上文着“银兴邦”三个字,当他身首异处时,凭此三字便可以将他重新组合成一个原来的模样。  我父亲再次从省城里回来对祖母说:“你当他死了吧。”  祖母对大伯的归来越来越不抱希望,在给祖父的去信中,她甚至激愤地写道:“建邦或许已经死了吧,我们就认命吧。”  伯母经常对着大伯睡过的床哭泣。祖母劝慰她,如果他真死了,我替你张罗改嫁。但伯母是不会离开我们银家的,哪怕守寡一辈子。即便是为了我,她也会留下来。  然而,四个月后,大伯回来了。身上散发着西洋画颜料的气味,似乎,还有廉价胭脂的残香。他回家的理由可能是:要跟伯母圆房。  伯母远远地躲在屋子里,从窗户眺望。高头大马挡住了她的视线。她还像新婚姑娘那样羞涩、胆怯。  大伯搬不动书,只好央求我帮忙。我和他合力把两袋子书从马背上卸下来。祖母仿佛闻到了那些书散发出来的邪气和危险,坚决不让这些书进家门。我们只好把书抬进小粉河畔一间废弃的猪舍。马也安顿在那里。  猪舍是草房子,长满了荒草,屋顶上的蘑菇和野花生机勃勃,干稻草散发出来的霉臭夹带着残留猪粪的气味。猪舍落在山坡上,对着弯曲的河流。时值汛期,河面开阔,停靠的的一条船好久没有离开过码头了,它肯定已经长出了根,稳稳地扎在河里。  “母亲病危”这个幌子的虚假性果然已经被大伯看穿。因此他一点也不慌张,更犯不着担心,也不准备郑重地向他母亲请安。伯母刻意躲开大伯,亲自下厨和下人一起重新准备了一桌丰盛而精致的饭菜,准备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地吃一顿晚饭。但大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,对着厨房里的人说:“把晚饭送到猪舍来,顺便把被铺也搬过来。”他要在猪舍生活。  大伯没有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。祖母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冒犯,很生气,也对着厨房发泄愤怒:什么也别给他吃,让他吃猪屎去。院子里弥漫一股剑拔弩张之气,下人们无所适从,战战兢兢。大伯让伯母转告祖母,如果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到干扰和阻挠,他将连夜返回省城。  我父亲脸有惊慌之色,赶紧调和一触即发的战争,一面让我把饭和被铺送到猪舍去,一面悄声告诉祖母一个惊天秘密:“省城里的刽子手已经磨好刀等着他。”    二  关于游击队的传闻由来已久。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游击队。听说就在附近,远也就隔着一两座山,也许涉过小粉河,穿过一大片树林,越过一个山坳,就能找到游击队。村里有人说在乌鸦岭见过游击队,个个蒙着面,肩扛长枪,背驮大刀,行走如飞,像传说中的土匪。他们不扰民,只打官府。去年趁着洪水袭击了县衙,取走了县长张仁和的首级,轰动全省。他们还扬言要占领省衙门,解放全中国。尽管这支游击队行踪不定,神秘莫测,没有谁见过他们的真面目,但还是不时传来游击队员被捕杀的噩耗。好几次官方刚说游击队全部被剿灭,可马上又传来游击队袭击衙门的消息。外村有憎恶我们的人,尤其是那些赖租的佃户,谣传我们银村有游击队员,指望有一天官府来围剿。这是不可能的,银村只有两百来口人,人人安分守己,连抗捐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,更没有人参与暴力活动。但有人坚称,他们亲眼看见过有游击队员走进银村。这是危言耸听。对银村的恶意揣测和诬蔑,使祖母怒火中烧,令我父亲加紧催促那些有意拖欠田租的佃户交租,给他们通牒。  “这世道越来越不像话了!”祖母说,“难道地主就不用吃饭了?”  在我父亲的帮忙下,大伯很快将猪舍修葺得焕然一新。除了屋顶加了一层稻草,将四周封闭起来,还清理杂草,地面填上了沙土,平整干净,看上去不再像是猪舍。大伯把那些书摆到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书架上。都是一些西方哲学书,也有美术和建筑方面的书籍,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画作。依然是裸体女人,有的才画了半边乳房,有的已经画到了下半身。有的画的是年轻女人,也有的画的是老妇。大伯开始架起支架,调配颜料,继续完成他的作品。大伯并不忌讳,专心致志地作他的画,不刻意让我躲避。我父亲说那些粗陋之作低级下流,有辱斯文,喝斥我不要窥视,把饭菜送到门外便离开。开始时,我不敢直视那些画作,后来有意无意地观看,习以为常了。每次送饭菜时,我都趁机远远地驻足张望,偷看大伯作画。我父亲也懒得阻拦。画累了,大伯便坐在门槛之内,看书,或对着小粉河发呆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有时候,我想恳求他说说省城的新鲜事,比如说“南墙”杀头的事,但我脑子里马上涌现出来的无非是他在集会上声嘶力竭的演讲,或在妓院里乱七八糟的画面,除了这些,他还能给我说什么呢?罢了。有一次,他竟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:“去把你伯母请过来,我要她给我当模特——即使是画一头母猪,我也不能凭空想象。”  一想到要画伯母的裸体,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,并将他的一顿饭菜倒进了水沟以示惩罚。我想这个我称之为大伯的人,真的是一个疯子,读书读坏了脑子。  有一次,伯母来到大伯的猪舍,要把他的衣服拿去河里洗。大伯却紧张而尖刻地说,你不要碰我的衣服,你不要管我。他粗野地扔掉手中的画笔,脸上有愠色,是认真的,不容抗拒的。伯母并不觉得受到了伤害,眼里依然充满了温柔和羞涩之色。伯母要离开,大伯突然用恳求的语气对伯母说:“你应该给我当一次模特。”  伯母听明白了,脸红得像火,犹豫了一下说,我没有空,我得回去做饭了。实际上,婉拒了大伯的无理要求。  我不能白白每天给他送饭。我请他给我画一幅画像,当然不是裸体画,是肖像。祖父有一幅炭素肖像,挂在祖母的房间里,很好看。大伯抬眼瞧了我一眼:“你还不配。”  我顿时有些生气。但当他每隔一段时间便把寄往省城的信件交到我的手上时,我愿意替他效劳,踏着泥泞的道路跑一趟镇邮政局。尽管我知道,信封里装的并不是什么信函,而是他刚好完成的裸体女人。一路上,我觉得手里的东西有点脏,有点龌龊,且毫无价值,甚至觉得手上拿的不是什么画,而是下流的女人,沾污了我的手。但有时候也想着拆开信封,仔细看看女人的每一个部位。  祖母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家。她要对家里的一切明察秋毫,了如指掌。连千里之外的祖父,她也自认为了然于胸。家里三百多亩的良田,佃户的一举一动,甚至每一个短工的言行,她都掌握。祖母对我父亲一直不满意,认为他胆小如鼠、畏首畏尾,对人唯唯诺诺,好行妇人之仁,在佃户面前一副奴颜,颠倒了位置,经常无法把田租收上来。此等性情难以继承祖业,幸好,有大伯垫底,祖母对我父亲的窝囊、懦弱才无比宽容。我父亲除了外出去催收田租,几乎什么也干不了,聪颖肯干的伯母逐渐成了祖母的左膀右臂。 共 7874 字 2 页 首页12下一页尾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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